科学文化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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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代表性成果有:刘仓.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[J].当代中国史研究,2006(5):41—49, 125—126;朱薇.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[J].当代中国史研究,2009, 16(1):51—57, 126;王彦雨,程志波.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体系的历史沿革及演变路径律分析[J].科技进步与对策, 2011, 28(22):94—99;李静海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我国基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[J].中国科学院院刊, 2018, 33(4):390—395;张九辰.基础科学研究:基于概念的历史分析[J].自然科学史研究, 2019, 38(2):127—139.刘立.基础研究究竟是什么?[J].科技中国, 2020(2):96—99;苏熹.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政策的演进(1949—1978年)[J].当代中国史研究, 2022, 29(4):135—151, 160等等。

(1)195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来自科学院和院外部分与科技相关的政府部门、学术机构人员组成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3个月,其考察成果对同时期的科学院和中国科技体制建设产生重要影响。可参见[9]。

(1)1972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,会期原定一个月,实际拖了半年。因此,科学院的报告虽然晚于8月,仍得以在会上宣读。参见[35],页383。

(1)初稿名为《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(汇报提纲的讨论稿)》,后四易其稿并报送国务院审议,题目为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的第六稿则直接报送给毛泽东,参见[37]。

(1)《中国科学院一九七七年大事记》中提及的会议开始时间为9月24日,此处以普遍采用的9月27日为准。